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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达州日报》| 肖仁杰 :董永侍父

来源:渠县文体旅游局       发布日期:2022-10-09     点击数: 人次

  沈府君阙上的“董永侍父”图

  百善孝为先,是人们的普遍认知,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基石。与孝有关的人物,人们最为熟知的莫过于“牛郎织女”中的牛郎董永。因他事父至孝,才会有织女的下凡,才会有纪念他们的七夕节。织女是神仙,牛郎却是实实在在的地上凡人,有名有姓,有籍贯。东晋干宝所著《搜神记》记:“汉,董永,千乘人,少偏孤。与父居,肆力田亩,鹿车载自随。父亡,无以葬,乃自卖为奴,以供丧事”,可知至迟在东晋时期,凡间牛郎董永还未遇到神仙织女,还未演绎千古情,但亦知至迟在东晋时期,董永便以生时孝养老父而被人们称颂。渠县汉阙中沈府君阙及蒲家湾无铭阙石质阙身楼部均刻有“董永侍父”图像,便是汉代董永孝养父亲广为流传的例证。

  有秦代,法治的严苛,人伦纲常的不健全,终是秦亡而汉兴。汉承秦制,承袭了中央政权体制,在思想方面却是变法家为儒家。《孝经》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,提出的“以孝治天下”的治理模式便是在“独尊儒术”的时代背景下两汉帝王的自然选择。两汉26位帝王,有21位帝王的谥号冠以“孝”字,可见两汉“孝治天下”国策的坚定不移。此外,两汉官吏选任制度中的举孝廉是察举制中最重要的一科,“孝子廉吏”出身的官吏,被认为是“正途”“清流”,凡被举为“孝廉”之后,前程远大,升迁较快,亦为“孝治天下”理念社会化奠定基础。故尔,于汉一代董永侍父、老莱子娱亲、伯瑜悲亲类的孝子故事、传说才会世俗化,成为时代舆情的主流。于今,我们通过汉画像石、画像砖、铜镜、器皿等依然可见汉代孝伦理观念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传播与普及。汉代孝伦理观念与国家治理相结合,自此,中国传统文化便是以孝伦理为中心,社会关系、家庭秩序都以孝为基础,至今依然。

  汉孝子图多见于东汉朝,有董永侍父、老莱子娱亲、伯瑜悲亲、丁兰刻木事亲、闵子骞御车失棰、金日磾拜母等内容。其中董永侍父图画像石类现可见11处,出现在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江苏、内蒙古的墓室、祠堂、墓阙中。四川董永侍父画像石图6处,乐山崖墓4处,渠县汉阙2处。孝子图彰显、标榜生者与死者的孝德,同时兼具教化后人的功能,是维护社会制度良性物循环的另一种方式。汉阙中的石质墓阙作为汉代陵园中的一部分,承担着礼仪、地标、天门等世俗、现实、虚幻、理想等意义,折射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但其根本依然是汉代的“孝治天下”。汉代孝行过程是“养生尽爱,事死如生,祭祀尽恭”,意思是生时孝养,死后则如生时对待,并要行祭祀之礼。沈府君阙与蒲家湾无铭阙本身是“事死如生、祭祀尽恭”的载体,阙上的董永侍父孝子图便是“养生尽爱”的体现。阙的内涵极为广博,生与死、凡与仙、简与繁等等,本就一言难尽,万宗归一,其出处与尽处不过都是人民所想、国家所需,其起点与终点都是为“孝治天下”的国策服务便也理所应当了。一处石质阙将汉代孝行过程一一道来,又以石质“永恒”的特点将汉代治国体系昭彰煌煌。大道至简,汉石质墓阙将时代精神、社会制度等以荆轲刺秦、董永侍父等图像形式一一罗列,人称汉阙为汉代的百科全书,确也实至名归。

  山东、四川、江苏、河南、内蒙古所出的董永侍父图像内容基本一致,都是以“鹿车载自随”的场面再现。永父于树荫下坐于鹿车上,董永持农具侍于一旁,有的或于树上挂一罐,有的永父手持鸠杖。表达的是董永对老父的生养之孝,这符合《孝经》所说的庶人之孝,即“用天之道,分地之利,谨身节用,以养父母,此庶人之孝也”。汉代孝有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人、庶人之孝五等,各阶层各自对应应有之孝,便是“孝治天下”的治理模式。庶人之孝虽只是“谨身节用,以养父母”,但推己及人,从庶人之孝始,才会有“保其䘵位,守其祭祀为孝”的士人之孝,及至“德加于百姓,刑于四海为孝”的天子之孝。汉代多颂扬庶人之孝,不是高不可及的天子、诸侯之孝或道德楷模的士人之孝,其目的便是自下而上“移孝作忠”,君臣父子一体,孝亲便能忠君,最终达到“孝治天下”的目的,这亦是汉之后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。魏晋南北朝延续两汉孝道理论,隋唐孝道理论极端化,宋至清更甚,愚孝愚忠是为过。元代郭居敬撰《二十孝图》,成为童蒙读物,孝道理论成为人们需遵守的生活秩序。
      渠县汉阙6处,沈府君阙、冯焕阙、蒲家湾无铭阙时代相近,建于公元121年及之后,沈、蒲二阙相距不远,实为近邻。阙身雕刻内容除必有之图像外,自由发挥处多有重复,区别只在雕刻手法的凌厉与圆润感,似蒲阙有“抄袭”沈阙之嫌,故二阙都出现董永侍父图便也“理所应当”了。沈府君史无可稽,依阙身铭文知其于都城(河南洛阳)、新丰县(陕西咸阳)、交趾郡(越南北部)任职,依其履历加之阙身“董永侍父”图,也许沈君亦是举孝廉出身,才会有其后天南地北的任职机会,归葬故里后,才能墓前起阙。于每年二十万人当中举孝廉一人出身仕途,本身便是莫大荣誉,可谓一举成名,故而于墓阙上标榜自身孝德,并以之告诫后人“百善孝为先”,也是应当。无论沈府君是否是举孝廉出身,但其本人及身后家族在时代潮流下彰显、标榜孝德都是必须之举,并将之刻于“永恒”的阙身上,便不难理解了。只不过主题选择时,独选“董永侍父”,也许与其重视生养或庶人之孝有关。无论哪种动机,“董永侍父”故事在沈府君及其家族的重视下于宕渠之地宣扬了近1900余年,培养了宕渠人在孝的核心理念下的忠勇信义精神,确也达到了它的教化功能。
      董永侍父从最初的孝养老父被人们传颂,到如今的七夕节起源于董永,却也道尽了中国人的理智与浪漫。而今,七夕节依然在理智中浪漫,四川广元将七夕定为女儿节,并于当日放妇女半天假,被人们笑称另一个三八节。不论董永于千年历史中如何演变,但其根本是出于他对老父亲的孝养却也是千年未变。董永侍父的故事于今也有实实在在的教育意义,它告诫我们要于父母生时尽心奉养,不要出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悲情。一幅孝子图关联几千年的认知、道德、国策,一处石质阙尽述宕渠人文、精神、传承,恰是这关联与传承,才会有如今的宕渠故地,才会有五千年文明传承。

     本文载于《达州日报》,2022年9月23日第8版